在双碳目标、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国内日渐深入人心，追求长期价值增长、兼顾环境、社会效益的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一股新潮流，也有望成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的一种评估方法和投资策略。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低碳、绿色转型，构建中国特色ESG评价体系显得愈发重要。

为此，证券时报·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就ESG评价体系的相关问题征求3位业内人士意见。现将他们为构建中国特色ESG评价体系的建言一一呈现。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ESG评级机构数量已超600家，但各大机构在评级质量可靠性、透明度和评级方法等方面水平参差不齐。国际主流ESG评级结果间的平均相关性不足50%，国内各机构间的评级结果则更为离散。

润灵环球执行董事王学柱认为，明晟、富时罗素等主流评级机构的核心逻辑，均是对企业ESG相关实质性风险的“管理质量”进行量化评估，在国际上是一个成熟的技术，但不同机构在评级框架、重点议题、评级标准设定上，各有各的特点，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价值观会产生不同的“管理最佳实践”，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如果在国内设定‘最权威、最正统的ESG评级标准’，会限制ESG评级机构的‘个性’，同时也限制了投资机构和投资人不同的诉求和选择。市场会对ESG评级的‘权威性和正统性’作出判断，物竞天择。”王学柱说。

商道融绿首席执行官张睿认为，ESG作为衡量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项指标，包含规避运营当中的ESG风险、获取未来ESG机遇的能力等多个评价维度。对单一维度的评估结果达成共识相对简单，但ESG还有很多议题维度，有些有正相关性，有些没有明显相关性，有些甚至负相关，从不同的评价维度出发，获取的结果往往不尽相同。

张睿判断，短时期内不会有完全统一的ESG评价标准出现。但不管是何种ESG评级体系，都必须有明确的评级目标、方法论和逻辑作为基础支撑。

盟浪研究院院长李文认为，信用评级的发展历史可为ESG评级提供参考。经历百年发展，主流信用评级的框架整体上已日渐“同构化”，但各家之间仍存在些许差异，并各自获得市场认可。ESG评级也可能会探索出一条被市场优选的道路，那些更加符合投资逻辑、更具价值内核、更加用户友好的ESG评级机构将会胜出。

ESG投资是ESG评级最大的驱动力，其本质是选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公司，但目前市场上对于“上市公司ESG评级越高，可持续发展水平更好”这一观点有不同声音。如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曾因壳牌等化石能源企业ESG排名比特斯拉还高，抨击ESG评级虚假且毫无意义。

王学柱表示，壳牌作为化石能源企业，在化石能源加工过程中会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但评级机构认为壳牌在生产过程中能把温室气体控制到最小，不会影响其财务价值，因此在ESG排行榜上排名比特斯拉还高。

“企业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很多因素，ESG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三个因素。在国外主流评级机构中，ESG评级较高，表明其ESG相关风险得到了较好的治理和管控，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不过这也和时间点有关，在评级的时间点，该企业是可持续的，但随着宏观政治、经济、环境等的变化，企业会动态调整其对环境的适应力，ESG评级标准也需随之改变。”王学柱说。

张睿认为，特斯拉ESG评级较低的原因包括供应链中的环境问题、员工管理问题、公司治理结构以及自动驾驶伦理争议等问题，ESG评级的高低不能简单地以是否处于新能源或传统化石能源行业为标准来判断。此外，张睿还提到：“ESG是在传统财务分析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评价视角，不能完全替代财务分析和商业分析的维度。评价一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不仅要综合不同的ESG评级指标，而且需要综合ESG以外的公司分析角度，才能够全面地对公司做出评价。”

构建中国特色的ESG评级体系一方面要广泛借鉴成熟的国际标准，助力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另一方面也需考虑我国基本国情。

李文建议，中国特色ESG评级体系构建需秉持以下主要原则：一是实质性，全面评估企业所处的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及其面临的主要ESG风险与机遇，反映行业特殊性的ESG议题和绩效。二是客观性，避免人为干预评级模型和评估流程，影响评估结果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三是包容性，考量不同国家政治制度、市场生态、文化观念的多样性，因地制宜地构建评估模型。四是国际性，ESG评级应从金融流动性和市场开放合作等角度考虑其国内外的适用性，不应“闭门造车”“自说自话”。五是本土性，充分考量我国的国情、企情、民情，密切关注绿色低碳、共同富裕与可持续金融的发展需求和各市场主体关切，构建中国特色的ESG评级体系。

王学柱认为，国际上目前还没有统一的ESG评级原则，如果要制定统一原则，首先倡导的评级原则是“公开透明原则”，各评级机构要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的评级方法和标准公开透明。

在特色议题设置方面，每个机构都有不同的理解。李文认为，设置“特色议题”是为了实现更好、更有效、更科学的评估，不能为了“特色”而“特色”；“特色议题”是不断发展变化、新老更替的，一些原本的“特色议题”也有可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新的指标替代；“特色议题”可能会成为新的“通用议题”，像生态文明、共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在国内具有普世性的理念，未来会更多地被国际社会所认知、认可和接纳，当下评价体系中还颇有“中国特色”的议题，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会更多地被国际市场接纳而成为新的“通用”议题。

张睿指出，从本质上说，国内外ESG差异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巨大，例如乡村振兴、扶贫等中国特色的议题其实与海外常用的“金字塔底层需求”，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不让一个人掉队”理念是一致的。

“我们不能‘一刀切’地来谈差异问题，应尽量用专业并易懂的方式来弥合ESG的中外差异乃至消除彼此的‘有色眼镜’。ESG评价体系宏观上和不同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特点及文化传统等方面息息相关。以环境议题为例，欧美已过了工业化高峰，环境污染已不是其主要的环境问题，现在更加关注的是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气候变化问题。而我国还在后工业化时代，污染物排放带来的空气、水及土壤的污染仍然是我国重要的环境问题。在现阶段评价公司环境管理及风险时，环境污染问题和气候变化影响都要并重。”张睿说。

由于不同行业所涉及的重点议题不同，ESG评级体系需考量行业差异性，在通用指标体系中融入特色指标并设置相应权重。

李文表示，有效的ESG评级需要从对各类行业的异同分析出发，对不同行业设置对应的实质性议题，进而设计相应的行业特色指标对其进行考察，并在权重上有一定侧重，具体由该议题与其他议题的相对重要性大小决定。

“举例来说，金融行业需要注重公司治理、金融风险防范和绿色金融实践等；能源行业需重视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安全环保等；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则应重点关注数据安全、客户隐私保护、供应链管理等议题。”李文解释。

张睿表示，ESG行业指标设置与权重设置的基础逻辑首先是实质性，也就是要充分判断影响不同行业的各类ESG因素的影响程度及路径，选择更具实质性的行业指标纳入并赋予更高权重，同时要考虑指标层面的数据可得性和数据质量，进一步调整确定。在操作层面可采用自上而下的专家模型与自下而上的数据验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近年来，随着ESG理念的逐渐深入，上市公司ESG指标的披露率逐年提高。

“以商道融绿ESG评级体系的重要通用指标为统计口径，中证800成分股环境、社会、治理指标的披露率近5年分别提升27.8、14.49、8.18个百分点。整体来看，治理指标的披露率持续高于环境和社会指标，但增长幅度却逐年下降；环境指标的披露率在2022年有显著提升，政策推动是主要原因之一；社会指标披露率持续保持稳定增长，但依然是披露最薄弱的指标。”张睿说。

王学柱指出，由于企业对信息透明的过分担心、不愿意披露负面信息、对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标准要求理解不透彻等原因，目前上市公司ESG信披进步仍不明显，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可持续发展绩效指标的披露率较高，而治理管理指标如GRI要求的管理方针、目标、行动方案等披露则被忽略；二是积极的可持续发展指标披露率较高，而负面信息和数据则采取不披露或模糊处理的方式处理。三是按国际标准指标口径披露的指标较少。

对于如何应对ESG数据的缺失，李文给出了三个办法：零值法、替代法和模拟法。即，当企业未披露造成指标数据缺失时，对正向指标直接赋零值；当‘A1’指标出现数据缺失时，用与之相近且可获得数据的‘A2、A3’指标来代替前者；当数据缺省时，用其他有数据指标的信息、采用统计推断等数学方法去模拟缺失值。

李文还指出，在ESG评估模型中，定性指标的存在是有必要性的。一方面，ESG评估中存在许多需要用分析师的行业经验甚至价值投资理念来判断的因子；另一方面，ESG评估中还涉及公司过程管理和组织行为等方面的评估，这都能帮助评估机构更好地预测一家企业在未来的表现。

张睿提到，在数据可得性有一定约束的情况下，是否对缺失的底层数据进行测算补充要考虑应用场景。ESG评级机构在对上市公司进行点对点的ESG专业评级时，不宜使用过多模拟与估算数据，需要保证基础数据具有较高的严谨性。不过，在投资机构做投资分析，特别是在大样本的ESG投资分析时，则可适量使用模型测算数据。

王学柱认为，当企业ESG数据缺失时，直接赋零值较为合理。ESG信息披露的完整性与质量，能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企业内部的ESG管理水平，ESG信披质量越高说明企业内部具有更完善的ESG管理体系和高效内部管理行为，在面对ESG风险时也会有足够的战略韧性。例如汤森路透只会计算并填充碳排放量的缺省值，而其他的定量指标则不会进行填充。

ESG数据是进行ESG评级的基础。只有基于更高质量的ESG数据，通过科学的评估方法，才能形成有用的评级结果。

对于如何提高ESG底层数据的品质，李文给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对所有数据指标要有合理、清晰的概念定义和加工工序；二是对通用的ESG披露标准进行研究，明确各个指标的内涵；三是数据源要尽量可信、稳定、多元，并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交叉验证；四是经过长时间的数据积累和验证，在不断测试、验证中形成更高品质的ESG数据库。

王学柱认为，ESG评级数据需要信息采集人员和分析人员具备足够的治理、环境和社会知识和较强的数据处理能力，AI工具无法完全代替人工搜集这些信息。目前阶段可采用分析师自己搜集数据、评估数据，并在信息和数据的来源上留痕，可追溯，以便于复核，以此保证底层数据的有效性。

张睿表示，目前企业自主披露的数据有限，要尽量拓展数据获取的渠道，纳入产业政策数据、行业特征数据、卫星遥感、地理信息数据等另类数据，提升ESG数据的可得性与客观性。

目前不少ESG评级机构的评级时效性不断增强，如WindESG评分在AI的支撑下每日更新，中证指数等机构评级机构更新频率一般为月度。

李文指出，ESG评级的更新频度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包括原始数据更新频率、企业的评估方法等。从投资者需求角度看，ESG数据的更新一般来说在保证准确度的前提下是越快越好，尤其是ESG争议事件数据，一些投资者将其纳入风控体系用于防范ESG风险，它的时效性会直接影响到数据的价值。

“但是ESG评级的更新频率不应当一味‘求快’，应找到一个与评级逻辑和市场需求相匹配的频率。”李文说，“一方面，ESG数据的变动或者ESG事件的发生，一般需要一定时间的分析研判才能纳入评级。另一方面，对一些投资者来说，太频繁的评级变动并不利于他们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

王学柱认为，ESG评级机构根据上市公司负面舆情对评级结果及时调整，往往是为了满足客户数据采集需求。不过，负面舆情具有滞后性，将其作为ESG评级的调节因子，更新的评级结果对投资的指导意义有限。摩根士丹利等国际机构根据年报里面的信息及年报第三方审计意见做出预判，然后调节评级结果，对投资的指导更有意义。

张睿表示，ESG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中长期变量，涉及的评价维度较多，很难说每天或者每月企业的整体可持续发展能力会有明显变化。

“类比体检，体检指标涵盖体重、视力、血压血脂等几百个指标，如果我们每天监控几百个身体指标，然后每天出分析报告说今天健康了1%，明天亚健康了2%，这在专业方面解释性是不足的。”张睿说，“因此，对于企业ESG信息及数据我们需要实时追踪和搜集，但ESG综合评价需保持科学的时间频率，要与企业实际情况的变化频率相契合。”